周小川:服务业成长有历史歧视 不能简单地看待金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

本文摘要：「服务业的增长是我们经济转型的重点之一。要想发展好，就必须消除传统计划经济和过去的统计制度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，以及涉及这种歧视的治理方式。 ”11月12日，博鳌亚洲论坛副主席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“《财经》年会2020:预测与策略”上做了这样的表演。

「服务业的增长是我们经济转型的重点之一。要想发展好，就必须消除传统计划经济和过去的统计制度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，以及涉及这种歧视的治理方式。

”11月12日，博鳌亚洲论坛副主席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“《财经》年会2020:预测与策略”上做了这样的表演。博鳌亚洲论坛副主席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，服务业作为一种经济转型努力，具有历史歧视性和统计低估性，可能导致对中国GDP的低估和GDP的结构转型。

谈金融服务占GDP的比重有多合适？周小川认为，金融业占GDP比重的统计应该用收益法。此外，还需要担心融资比例高是否意味着泡沫和自循环，但这需要深入分析，不能简单对待。

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的，金融有助于收入再分配。服务业的成长是有历史歧视的。周小川指出，2018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52%。

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，增长空间仍然很大，这也是我们可以主要努力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一种偏向。谈到服务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，周小川表示，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型的经济体，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对服务业的歧视问题。

比如国民收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，但是国民收入和MPS统计体系都歧视服务业。全国很多地方提出“振兴制造业”的口号，也要考察是否存在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工业偏向。

有人分析过，制造业的生产率比服务业快。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业时，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将会放缓。周小川不同意这种说法，指出其中涉及统计问题。

服务业还存在价格控制、统计难等问题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服务业的一个子行业，比如医疗行业，有一个部门被认为是公共物品，处于价格管制状态，而另一个部门是由人民提供的，那么这个行业的最终产出会给统计带来很多困难。周小川说，一些服务业监管越多，在涵的付出越大，也会给第三产业带来侵蚀。基于巴拉萨-萨缪尔森效应，商业产品和非商业产品的变化决定了国民经济结构和汇率，这也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战略。

比如餐饮、剃须等相当数量的服务。是不可接受的商业产品，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可接受的商业产品价格中存在的规律，并消除过度的价格控制。周小川指出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强国，服务业仍存在逆差，且逆差规模较大，且在迅速上升。

目前，世界正进入商业谈判和世贸组织创新阶段，强调以规则为基础重建国际商业秩序。服务贸易是现代商务谈判的主要焦点，值得进一步探讨。博鳌亚洲论坛副主席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、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，服务业生产率统计数据不容低估，这与已故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(martin feldstein)的观点相似。

周小川认为，服务业国民账户统计存在很大问题。理论上，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，但服务业生产率很难反映，可能导致低估。

这可能会导致不足 因此，我们的政策需要进行深入的规范，以扭转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模糊观点或认识，进而支持服务业的深入发展。以科技增长与服务业的关系为例，周小川说，我们的政策文件强调了IT在传统产业创新和新兴产业中的作用。

然而，事实上，服务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信息技术，取得了最突出的成果。服务业的增长对解决就业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我们更希望确保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是多少？还是更注重未来就业的倾向更多的在服务业？”周小川指出。金融服务业GDP占比过高吗？去年一季度，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超过10%，引发关注，进而引发讨论：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到底有多合适？是不是比例太高，就是泡沫，而比例太低，就是金融深化不够？周小川指出，财政占GDP比重的统计存在技术问题，财政GDP只有通过收益法才能看清楚。

但是，季度统计一般采用金融业产值倍增系数、M2增长、市场业务量等。周小川说，作为一个服务业，金融的价值包括支付、存贷款、业务(比如帮大家买股票、债券、工业品)、关怀和其他(投资关怀、金融关怀)。因此，金融在GDP中的比重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，也与实体经济共生。

所以周小川认为，要担心金融业占GDP比重的增加是否意味着泡沫和自循环，要脱离实体经济，但需要深入分析，不能简单看待。周小川认为，金融业在收入再分配中发挥了作用，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在住房抵押贷款分项。高收入的人存的钱多，低收入的人求贷款多，特别是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，而低收入的人必须靠房贷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。

在这种分配效应中，住房抵押贷款极大地提供了分配利益。《财经》年会2020:预测和战略服务投资潜力巨大。周小川提到，很多民营企业家会因为产能过剩，整体投资时间被淘汰的问题，觉得自己无法投资制造业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种可能是投资服务业。然而，在服务投资方面存在一些市场准入问题。周小川坦言，有些服务业需要考虑产业增长与国家安宁的关系。

但工业增长和宁静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，这能让我们更有分量大水平上支持详细工业的生长，从而稳定GDP的增长，在多大水平上思量宁静。不外这确实很难用绝对的尺度来划分。周小川同时表现，部门行业在海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生长，有可能会导致资本的外流。

周小川总结表现，服务业有很大生长空间，但前提是不行商业品生产效率的提高，它会动员服务业的增长。服务业生长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，要想生长好，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已往统计体系遗留下的对服务业的歧视，和涉及到这种歧视的治理方式。要认识到不行商业品价钱存在的纪律，要淘汰对价钱的过分管制；要关注科技生长所发生的影响，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价钱扭曲现象，给服务业生长缔造更好的条件。

要体贴服务商业，体贴服务商业涉及到的服务品价钱以及涉及到的汇率问题。此外，也要关注统计，以及已往统计方法上可能发生的失真现象。以下为周小川讲话实录：周小川：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列位来宾早上好。

很兴奋再次到场《财经》年会，同时，也预祝《财经》年会取得圆满乐成。让我做一个讲演，少讲空话套话，找一个题目讲一讲。

我料想格林斯潘和朱民会把宏观问题主要的内容都讨论过了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经济结构上的问题，讲讲服务业生长的问题。都知道，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速服务业的生长，为此党中央、国务院，特别是国务院下达过多次文件，促进服务业的生长，也是我们补短板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到了去年年底，2018年，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52%。

从全球横向比力来看，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，同时也预示着，服务业的生长另有庞大的空间，是我们结构革新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，也是我们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偏向。根据我们现在的GDP和国民经济生长的状况，服务业有许多人预计可以到60%，甚至更高一点。

因此，我们看到这个空间可能比其他许多行业高。其他许多行业都有生长的空间，好比电动汽车，但谁人空间是多大的百分比，这个空间又是多大的百分比，大家可以看到空间的巨细。为此，我们也需要看，寻找原因，做一些分析，做一些理论上的思考，从而实现服务业更快速的生长，动员国民经济更好更康健的生长，也淘汰已往对制造业依赖过多，对货物出口依赖过多，以及对情况上造成压力过大的问题。

我们说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，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，这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，在座可能有许多年轻人，没有履历过谁人年月。那时候我们学经济学，从统计上来看，用的不是GDP，GNP，用的是国民收入，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。

国民收入表现经济生长的水平，增长等等，国民收入里不包罗服务业，认为服务业是不发生价值的。另外一个差异，就是对于牢固资产折旧的处置惩罚，已往我们叫MPS，物质生产统计体系，厥后转为了国民账户体系。这个转变历程服务业、制造业、农业都处于平等的职位。

我们有些历史上的比力，说到GDP跟解放初、解放前怎么比，其实你要知道解放初30年，我们执行的就不是GDP，要想把那时候的GDP找出来要做许多折算，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门是不行靠的，因为那时候不是那么统计的。因此大家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歧视服务业生长，其实这种历史遗传的工具，我们是不行小视的，虽然我们已经革新开放40年了，许多工具已经纠正了，但这个工具多几多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。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，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，大家就业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偏向。

此外，联系到价钱体系，受歧视的部门的价钱往往处于一种扭曲的状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还联系到税收，就是国民经济的税收究竟依靠什么。如果今天晚上给你演一台节目，不是为了你浏览这个节目，而是为了你休息好，放松一下，以便明天能够更好的举行物质生产。

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导向，是这么解释的。话说回来，服务业有可能凌驾GDP的一半了，在国民经济中，如果是一半一半，双方说都可以的，可以说追求服务业的生长是为了更好的物质生产，也可以说更好的物质生产是为了服务业的生长。我们看一下第三工业的比例关系。

应该说中国的服务业，这些年生长还是很快的，但也是有短项的。从几个主要的服务业行业来看，好比餐饮，中国的饮食有富厚的文化，我们饮食业的附加价值是很高的。我们的教育普及水平是相当不错的，受教育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。我们的医疗卫生，虽然大家另有许多意见，但你视察平均预期寿命，我们的上涨是相当快的，特别是最近这些年，现在或许是平均预期寿命77岁。

我们的交通、金融、IT和社交网络、批发零售，如果做一个横向比力，人家会以为似乎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像52%，是不是有可能低估，后面谈判到为什么统计可能会有经济理论上的问题。另外，也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可能存在着价钱管制。理论上说，如果某个服务业的子行业，有一部门是被看成公共品，处于价钱管制的状态，另一部门是由民间所提供的，这个行业最后的产出应该怎么统计呢？凭据团结国统计委员会和IMF对统计的界说，就应该按市场一轨的价钱统计，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做到这些呢？技术上还是需要探讨的，还是有些做不到的。

好比看医生，动手术也需要给红包，虽然大家都力主说不应该给红包，但真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，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。这个红包是统计不进去的，所以现在的统计方法是有难题的。从教育来看，教育是服务业的一个大项，现在的小孩上种种各样的补习班，而且很多多少是家庭式补习班，可能用度都是相当不菲，但统计起来也有问题。

在信息科技方面，大家享受到了许多信息服务，但这些信息服务有许多都是免费的，也涉及到当前对这些免费的服务应该怎么举行统计，估值。这些免费，有的是真免费了，有的是交织补助，也就是从此外方面赚来的钱，好比从广告用度赚来的钱来补助信息服务，这些都带来了统计的问题。

存在价钱管制，如果管的越多，可能你瞥见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，有时候有一个互补关系。同时，它也可能带来对第三工业的一种侵蚀。我们看到全国各地，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重振制造业，但我以为要区别看的，有些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，而且有重振的时机。但也要稍微推敲一下，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工业偏向。

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，服务商业是逆差，而这个逆差的数字比力大，而且上升的比力快。当前全球正在进入商业谈判、WTO革新，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商业秩序。服务商业是现代商业谈判里的若干主要焦点，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的。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一个问题，我已往也在其他场所提过，叫巴拉萨-萨缪尔森效应，贝拉·巴拉是一个比力好的经济学家，他们早期做研究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划分，出了一二三四工业以后，把经济分为可商业品和不行商业品，不行商业品主要是服务业，因为多数服务业在那时候是不能进入商业的，但这个划分确实跟一二三四工业稍微有一些差异，在早期差异不是很大，一二工业绝大多数都是可商业的，但也有个体不行商业的，好比电力，跨国疆域，如果没有电网是输不外去的。

热带水果，运输条件不行的时候，拉已往就烂了，也酿成不行商业品。服务品多数都是不行商业，这种情况在变化。可商业品和不行商业品的变化，决议了国民经济的结构，同时决议了汇率，也涉及到生长中国家增长战略，所以这还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。

厥后交通生长和电信网络革新，90年月下半期出了一本书，叫《世界是平的》，已往“世界不是平的”，很多多少工具是没法生意业务的。世界是平的，首先说到服务有很多多少开始变得可商业，其中一个就是生产作为一种服务，挪到了印度和其他生长中国家。医疗，片子可以传到其他国家，看完了再把效果传给你。

举了许多这样的例子。但那时候看，还没有大规模、比力全面的影响商业品和非商业品的格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也看到仍有相当多的服务是不行商业的，好比餐馆服务，不行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国家其时做的菜肴，剃头，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约某个其他国家的剃头师，但剃头最后是不能在那儿实现的，服务业仍在很大水平上看成不行商业的产物。

这就发生一个问题，服务业的生长究竟效率怎么样？我们有的同志做出分析，制造业的生产率提高比力快，服务业生产率提高比力慢，当国民经济转向服务的时候，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会下来，其实这里也有统计的问题，究竟如何权衡服务业实际效率和名义效率，实际上服务业价钱往上涨的速度一点不比可商业品的物价上涨慢，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增长，甚至有时候上涨的更快。巴拉萨-萨缪尔森效应是说，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，人为实际增长率越高，实际汇率上升也越快，当商业产物部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时候，该部门的人为增长也提高，所以只管在非商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许并不大，但这些其他行业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人为上涨，也会引起非商业品对商业产物相对价钱的上升。

如果我们假定商业产物的价钱水平是一定的，这种相对价钱的变化在牢固汇率情况下会引起非商业产物价钱上涨，进而引起总体物价水平的上涨。如果为了稳定海内物价而接纳浮动汇率，就会引起汇率的上升。所以，无论怎种情况，都市使得实际汇率发生变化。可能说的有点绕嘴，所谓汇率决议理论，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可商业品和不行商业品的比价关系，这个工具决议汇率，这是一种解释，固然汇率的解释有多种，也有一种从国际收支平衡，也有人说商品的综合评价比力决议汇率，巴拉萨-萨缪尔森效应里头涉及到这样一种汇率的看法，同时涉及到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，服务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，人为也照样上去，因此在统计上最后进GDP，虽然大家说GDP是实际的，不是名义的，但实际统计来看，许多由于可比性的问题，大量的服务业在这个历程中进入了GDP。

所以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蓬勃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上升的历程中，服务业比重都提高的很是快，可以说是惊人的快，中国也许也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。我们今年6月份不幸看到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丁·费尔德斯坦去世了，他在去年还是前年，曾经专门讨论了一个问题，服务业的国民账户统计是存在很大问题的，理论上说GDP统计应该反映生产率的变化，可是服务业很难反映，这跟我们的视察有很相近的地方。我记得2010年G20在韩国召开，我们去韩国许多趟，韩国餐馆的忙闲水平跟中国餐馆忙闲水平差不多，一小我私家能够管几十小我私家用饭，但它的菜单很简朴，塑料薄膜压的一页纸，有的餐馆好点，正反面，有的还带照片，中国的餐馆都是一本，几百种的菜都能做出来，而且写的都挺密的。

生产率怎么样呢？中国餐馆的服务人员平均人为每个月2000元，在韩国是2000美元，而且许多都会晚饭没几多人吃，主要是中午，解释的一个偏向是，主要看主顾是什么类型，主顾都是三星、现代的，收费就可以高，自己收入也可以高，既可以从劳动力流动选择和人为水平的变更来看，也可以从主顾收入越高、肯付的钱也越多，就像你去剃头，一个月挣50的时候，你可能只愿意掏几毛钱去剃头，如果现在是5000的收入，可能也愿意拿出1%左右的钱去剃头。如果权衡剃头员的效率，不说质量上的差异，投入品的差异，一天或许能给几多人剃头，得出的效果，可能你发现生产率变化是相对不太大。

这种解释有什么意义呢？有可能造成低估GDP，也可能还造成了我们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低估，因为绝大多数生产率提高必须用名义生产率来权衡，有可能会抑制我们对GDP结构转型的预计，这种情况还会导致对城镇化重要性的预计水平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城镇化在很大水平上给服务业的生长提供了更高的空间，如果大家都住在农村，许多服务业确实没有太大的生长条件。同时，也会低估投资回报率。

因此，这方面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的。另有，我们当前的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也受这个的影响。国际收支平衡，服务商业的赤字数量比力大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在多大水平上对我们的汇率发生影响？也就是说，有些政策需要举行深条理的调治，扭转已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模模糊糊的观点或认识，这样有助于服务业的深入生长。

大家可能希望我讲一点金融，把金融作为服务业的一个例子稍微提一下。金融作为一种服务业，前段时间有个讨论，就是金融服务业在GDP的比重或许占多大合适？是不是搞多了，比重高了，就是一种泡沫，比重低了，就说金融深化还不够，金融还可以生长。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今年在8%左右，每年上上下下纷歧样，有时候季度的统计给出一些让人不太相信的变化。

因此，存在着一种说法，好比去年一季度的时候，金融占GDP的比重凌驾了10%，有人很担忧。实际上，金融占GDP比例的统计只能靠收入法，只有收入法能够看得比力准，从供应的工具来讲，好比收贷款利率，必须思量到对方另有一部门利息付给存款者了，是要扣除的，金融服务多种多样，这种扣除变得很是难题，收入法能够看的比力清楚。而季度的统计，我们一般没有用收入法核对，只是根据去年年底金融业的产值，乘几个系数，有时候选个M2增长，股票市场股指，哪块市场的生意业务量，这个工具很容易禁绝确，是有详细技术上的原因的。

服务业供应发生价值的都是哪些呢？有支付类、存贷款类、生意业务类（好比资助大家买股票、债券、理产业品）、照料类及其他（投资照料，理财照料），应该可以看到，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水平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，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，没有储蓄，或者储蓄很低的国家，既然没什么存款，或许做不了几多贷款，既然没什么储蓄率，恐怕也不会有几多人买股票、买债券和其他生意业务，也不需要做照料。固然这是极端的例子。一般国家储蓄率有特别低的，中国在十年以前，或许到达了50%左右，现在降低了一点，仍有45%左右的国民储蓄率，是属于全球最高的。

既然储蓄率高，就有更多的存款、贷款、理财、投资、照料等等的服务，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国金融业的生长，在一定水平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。固然谁人国家也需要有支付服务。任何国家，哪怕是发了人为马上就花，有的国家住民确实有这个特性，他没有几多储蓄的服务，但有支付的服务，或许支付的服务占整个GDP的比重，最多不会凌驾2%。

好比中国占GDP8%的金融服务附加价值，可能不到2%是支付，其他是跟存款、贷款、金融市场投资、生意业务、照料及其他金融服务有关系。因此，我们说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，不会说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10%，从服务业生长来说是一个好事，但你可能体贴的，是不是这意味着泡沫化，意味着自我循环，意味着脱离实体经济。

这个担忧是有须要的，但还要做深入的分析，不能太简朴的来看待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，很快就泛起了占领华尔街，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是，收入分配的效果，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，金融业的生长，从商业银行来看，内部有一个经济核算，只管我们很是重视零售业务，中小户的住民的业务，但基本中小户银行是不赚钱的，真正赚钱的是10%到20%的相对金额比力大的客户。这有点像坐飞机，七、八十年月的时候，飞机卖票有了一个重大的厘革，票主要赚头等舱和公务舱，公务舱卖完了以后卖经济舱，经济舱可以降价，因为钱主要是靠高价值的客户挣来的，剩下的就补给旅游业生长了，横竖坐满为止，总体来讲，每个座位举行核算，肯定是亏损的，所以金融业在这种水平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。

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，一个主要做法是在住房抵押贷款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，可以大致的解释，高收入的人存钱多，低收入的人乞贷多，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，低收入的人一定要依靠抵押贷款，这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。固然在统计上是统计不入基尼系数的。从社会来看，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住房，住房是否是合理的，宜居的，实际上是一个很是显着的社会福利和财富分配的分配效应，在这种分配效应中，住房抵押贷款大幅度提供了分配效益。增补说一点，从金融角度看，我们确实看到一个缺口，什么呢？就是说统计局会从家居来看，每个家庭支出在哪个方面，好比在教育上花了几多钱，在医疗上花了几多钱，交通上花了几多钱，但由于价钱管制，以及私下生意业务，可能有些工具我们没看到，但从金融来讲，也可以做这种统计，金融统计对支出偏向不太敏感，但可以比力清楚的看抵家居统计里的支出结构。

这内里有一个缺口，像医疗、教育，实际家庭的支出会大于统计局统计的支出水平，这样的话，会导致统计口径的重新预计问题，同时反过来涉及到我们的经济分析，我们对生长战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和意见。科技生长与服务业的生长有很大关系，从中国来讲，我们比力强调所谓IT工业对工业现代化所起到的作用。从分工来讲，我们也是把工业和信息放在一个部里，叫工信部，已往是信息工业部和经贸委，合起来叫工信部。

我们在种种文件中特别强调IT对于传统工业革新和新兴工业的作用。但实际上运用IT最大的、结果也最突出的是服务业。这也涉及到就业，究竟就业我们希望牢固在第二工业中就业的比重，还是越发看重未来就业的倾向在服务业更多，此外的一个变化，跟老龄化有很大的关系，由于老龄化的问题，人均寿命提高了，医疗用度大幅提高。医疗用度分为三个方面：药、设备（磨练和治疗设备）、诊疗。

我们会发现，随着老龄化的生长，这方面的支出会越来越多，但在中国究竟支出是什么比例呢？多年来，从统计年鉴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%左右，举行国际比力，发现各个国家差异很大。用生产法和支出法GDP所得出的比例还纷歧样，吃了药，药物生产作为制造业算了一遍，种种医疗设备在生产方已经统计了，但现在另有许多是入口的，使用的时候应该支出的是折旧。因此，即便5%的数是有原理的，也讲明我们另有很大的增长空间，不要说跟美国比，跟欧洲比，也另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

因此，我们说科技生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关于服务业市场准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虽然商业谈判也谈到这个问题，但更多的要从海内的角度看。我们有一些产能已经由剩，所以要去产能，要生长新的产能，新的产能就要有人投资，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，服务业有空间，有人去投资，可是不是允许你投资，允许不允许私营企业投资，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当前许多民营企业家会感应在制造业投资已经投不出去，因为有产能过剩的现象，也有整体投资的时机在淘汰的问题，一种可能性是投服务业，服务业也有一些比力饱和的部门，好比餐饮，但另有好几个空项，如果他想投这个空项，但一般是不让投的，这样就淘汰了投资的时机。

也许有许多人说投不了就投到外洋去吧，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生长是思量到工业生长和国家宁静之间的关系，工业生长和宁静之间有一个平衡，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水平上支持详细工业的生长，从而稳定GDP的增长，在多大水平上思量宁静，很难用一个绝对的尺度来划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有些行业海内不能依靠市场经济得以顺利的生长，有可能会泛起这些行业一般不让外资投，同时还可能导致资本大量外流。从金融业的视察来讲，中国服务商业的逆差，最大的项目是旅游，但旅游里有一些是出去念书的，有一些是陪读的，有一些是为了念书在外面买屋子租屋子的，都算到旅游里了，一年2000多亿的逆差。此外，另有出去看病的，出去买康健保险的，也造成了资本流动。

我点的这些问题归纳一下，服务业是有大的空间的，前提是可商业品生产效率的提高，它会动员服务业的增长。服务业生长是我们经济结构转变的重点之一。要想生长好，要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以及MPS统计体系遗留下来的对服务业的某些歧视，以及涉及到这种歧视的治理方式。

要认识到不行商业品价钱存在的纪律，要淘汰对价钱的过分管制，要关注科技生长所发生的影响，要在经济中消除某些造成的扭曲，给服务业生长缔造更好的条件。要体贴服务商业，体贴服务商业涉及到的服务品价钱以及涉及到的汇率的问题。也要关注统计，以及统计上可能发生的失真。总体来讲，我们要面临结构转变的挑战，在这个历程中，提供更多的分析、研究、思考，为服务业进一步生长在国民经济中做出重要的孝敬提供正能量。

我就说这些，谢谢大家！《财经》年会2020：预测与战略由《财经》杂志、财经网主办，于11月12日-13日在北京举行。（文章凭据录音实录整理，未经本人确认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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